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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2 11:13:14 UTC
陈骏校长请你看看你的前任校长曲钦岳的风范，我们不是教育您，而是希望您能向他一样站出来 2008-11-21 14:03 | (分类:默认分类)
临危受任，老校长曲钦岳（转贴）
1953年，18岁的曲钦岳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有人问他“为何报考天文?”曲钦岳说：“我发现天文学系的学生能在四年中同时学到数学、物理和天文三大学科的课程。”渴望更多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这就是曲钦岳步入天文科学殿堂的最初动机，也是他后来在天文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勤于思考、勇于求索的曲钦岳进入南大后如鱼得水。大二时，在他的倡议与组织下，班里出了一块“学术园地”墙报，专门发表同学门在课堂学习和文献参阅中的心得体会。曲钦岳、汪珍如(曲钦岳夫人、南大天文系博导)、李启斌(北京天文台台长)、冯和生(云南天文台台长)等后来在中国天文学领域顶大梁、唱主角的学者，当初就是在这方小小的园地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的。
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
曲钦岳对富有竞争性的体育运动也有特别的爱好。他喜欢一、二百米短跑，曾在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一显身手。他也乐意在绿茵场上扑打滚爬，曾经是青岛一中班级足球队的门将。进入南大以后，他坚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除了教室、阅览室和天文观察台外，球场上、跑道上也常常见到他。每届校运动会上，曲钦岳都是天文系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天文系是个仅有70多名学生的小系，却从人多势众、“猛将如云”的地质、化学等大系手中夺走了男子4×100m和4×400m两个接力赛冠军，而曲钦岳正是跑最后一棒的队员。1956年，数天系(1955数学、天文二系合并)打破了男子4×100m接力的校纪录，曲钦岳也在破校纪录的四员虎将之列。因而受到天文学家戴文赛、数学家叶彦谦等老教授的赞赏。他还因品学兼优而被评为全校优秀学生。
质疑苏联专家的小助教
1957年，曲钦岳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南京大学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座太阳塔，曲钦岳参加了太阳塔的研制工作。在方案论证时，曲钦岳发现太阳塔转象镜部分的设计有问题，而主持整个设计工作的，是当时在南大天文系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曲钦岳审慎核实，反复推敲，确认设计方案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影响太阳塔的性能。于是，曲钦岳在一次论证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苏联专家感到愕然，他没有想到敢于公开质疑的，意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助教。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设计无懈可击；曲钦岳则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在场担任翻译的外文系苏老师在会后对曲钦岳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与专家争得那么激烈，一点都不肯转个弯?我都替你捏把汗!”曲钦岳说：“我相信科学，服从真理，其他什么都顾不到了。”
正是凭着这种科学精神和勇气，曲钦岳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并使苏联专家最终承认并修正了设计方案中的错误，保证了太阳塔研制任务顺利完成。在离开中国的前夕，这位苏联专家诚恳地说：“我和曲钦岳是通过争论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我为中国有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到高兴。”事隔三十多年，曲钦岳还收到这位莫斯科大学的知名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邀请，邀请他访问莫斯科大学。
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1962年，曲钦岳和他的夫人汪珍如发现当时的理论天体物理权威、苏联的索波列夫提出的“β型发射星谱线”的理论有舛误疏漏，他们分析了导致错误的原因，并得出了正确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被《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全文转载。
正当曲钦岳在教学、科研中聚精会神、奋发有为之时，“文革”狂涛骤起，刚过“而立之年”的曲钦岳被迫与其他教师一起到煤矿劳动，去溧阳农场挑土方、修渠道……岁月磋砣，一晃就是五年!
1971年，南大开始报收工农兵学员。曲钦岳从溧阳农场回到学校，有机会接触到科技文献资料了。他发现，60年代脉冲星、类星体和宇宙X射线源等重大发现，使天文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文革”造成的动乱与停顿，使我国与世界天文学前沿研究的差距拉大了。他感到震惊、焦虑，认为应奋起直追，弥补五年磋砣所造成的损失，尽快接近学科前沿。
1973年以后，在周总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鼓舞下，南大排除干扰，先后开展了天体物理、天体力学、数学、理论物理、中国第四纪水川和冰期问题等基础研究。曲钦岳等中青年教师在天文系主任戴文赛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合办“南方天体物理讨论班”，坚持每两周研讨一次，先后写出一批高质量论文，推动了我国天体物理学的进展。其中曲钦岳与汪珍如合作撰写的《宇宙伽玛射线爆的恒星超耀斑模型》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曲钦岳与陆?、罗辽复等关于脉冲星能损率一特征时标统计曲线的研究，因“推断简洁而有说服力”，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姆斯教授的赞誉。爱尔兰一位著名天文学家高度评价了包括曲钦岳在内的中国学者7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工作，他说：“可以看出，中国的天文学家对前沿课题十分敏感、活跃，”“中国有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人才，是大有希望的”。
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曲钦岳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出色。1978年，曲钦岳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79年4月，就任南大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仅45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任期有限 事业永恒
1984年秋，49岁的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中央采纳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同志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在七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五所高校。而历史悠久且水平较高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未能跻身其列。这一冲击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动，工作顿失方向。
曲钦岳及其同事也忧心如焚，他们意识到，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变成一盘散沙。因此，曲钦岳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提出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方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当时担任副校长、后来当选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誓言，是一番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后来被不断地引用、重申。曲钦岳正是以此自励并以此勉人，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遂重铸辉煌之意。
坐街沿石的大学校长
1990年9月中旬，曲钦岳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任务是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则。他马不停蹄，连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上午，到北京天文台与在京中大、南大校友见面；下午，要向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汇报工作。
曲钦岳与秘书是从北大乘公交车去北京天文台的。他对秘书说：“我们不乘出租了，挤公交车吧!”秘书心想：“你校长能挤公交车，我还有啥话说。”虽然挤一点，慢一点，但仍然按时到了天文台。与校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临近中午时方散会。诸多校友簇拥着曲钦岳走出北京天文台，“校长，您的车呢?”一听说没带车来，一些职位已经不小的校友争着要用自己的车送校长，有的要请校长吃饭，曲钦岳一再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 自有安排，自有安排。”
曲钦岳的“自有安排”就是到动物园乘公交车去西单，因为下午两点要约见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西单的兰州拉面馆，曲钦岳与秘书一人要了一碗牛肉拉面，西北风味，芜荽汁盖，吃完以后，曲钦岳自言自语：“营养似乎还不够……”秘书提议：“再喝一罐酸奶吧!”于是就在西单商场的零售点，一人捧一小瓷，就着吸管喝了瓶酸奶。
走到大木仓胡同国家教委门口，时间才一点多，教委接待室大门也未开，秘书左顾右盼，找不到石凳落脚歇息，又是曲钦岳发话：“这石阶上垫张报纸，将就一下吧!”周围还坐着几个南开大学来教委办事的干部，听他们七嘴八舌埋怨：“教委不仗义，这接待室大门不可以一直开着么?他们来天津时，我们可是小车接送，宾馆休憩……”秘书心里直乐： 他们发牢骚，有意见，可没想到，与他们一起坐街沿石的，还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
让老路管我们的中饭
1990年9月18日，曲钦岳和其秘书将给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信修改完毕。这封信是由北大、清华、南大、浙大、人大和北师大六所大学校长联署的，要求国家在八五期间继续选择若干所高校，给予重点支持，以建设成为一流大学。这一行动的发起者是曲钦岳和浙大校长路甬祥，这两所大学历史都很悠久，办学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却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路甬祥校长是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领导与中央委员研修班”，曲钦岳赴京，就是与他商量，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曲钦岳带着秘书，首先找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签名，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访问。签完名，曲钦岳说：“王书记，今天我要向你开口，借车一用了。”原来曲钦岳住入北大芍园后，王学珍书记就几次要将吴校长的车借予他用，曲钦岳不想过于叨扰兄弟院校，婉言谢绝了。但今日要将信件署名后转送国务院，他就毫不客气地“借车一用”了。
驱车至清华园，又至海淀路，清华校长张孝文和人大副校长黄达都署上自己的名字。车过北太平庄，找到北师大校长方福康教授，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方校长与曲钦岳熟识，接到曲的电话，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钦岳接过信纸，起身告辞：“老方，不用了，我还得赶路!”方校长一把拖住：“你到哪总得吃饭吧?咱俩还客气什么?”曲钦岳诚恳地说：“我要赶往中央党校找老路，中饭就让他请客了。”
在中央党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长路甬祥，曲钦岳辟头一句就说：“老路，给总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签字，还得管我们中饭。”中饭是在中央党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长借了四个搪瓷碗两副筷，并在窗口排队给曲钦岳和他的秘书每人打了一份饭、一份菜：青菜底加上两个“狮子头”。熙熙攘攘的饭厅中，相邻用餐的都是高中级干部，其中有当时的四川省长张皓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
离开中央党校时，曲钦岳为半日驱车过五校(含中央党校)的高效率而颇感自豪，特地问其秘书：“这顿饭你感觉如何?”秘书回答：“经济，特别，令人难忘……”
六校长署名的信当日下午即送至国务院办公厅。晚饭后，曲钦岳主动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轻松一下，你看咱们是否到黄庄看场电影?”电影有两场，看完已是十一点多了， 公交车均已停行，又是曲钦岳提议：“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园!”
强化“争第一”的意识意识，更多的，则是由于责任感、使命感，曲钦岳自担任校长之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变南大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尤其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根据国际上几种权威学术论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排名甚前。从1989年起，南大一直是“四强”之一。90年代初李岚清副总理到南大检查工作，曾经风趣地对曲钦岳等说：“你们是中国大学的‘四大名旦’之一啊。”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
《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也是曲钦岳任校长十多年来不倦奋斗、魂牵梦萦的理想。在专家预审会上，曲钦岳说了一段既充满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话：
“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认为，事在人为，我们必须跨越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高度，我们也有可能跨越这一高度!”
1997年，曲钦岳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职务。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飞霜，曲钦岳为南大的崛起惮精竭虑，从未懈怠过一日。他当了三届校长，前后历经十三个春秋。
新任校长蒋树声教授等继续强化着争胜抢先的意识。1999年，南京大学进入“985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冲击世界高水平大学目标的全国九所高校之一。
我的母校南大没有北大和清华那样的显赫声名，甚至也没有一个显贵出自南园。她曾经是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当时，国家教委承诺给予兴建埔口校区财政拨款，而最后却不见下文。母校在万难之下，毅然借款完工，却因此背上了
数千万元的巨债。甚至有传闻说要卖掉南、北两园，筹措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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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m※ 来源:．天大求实BBS http://bbs.tju.edu.cn [FROM: 202.113.13.188][m
临危受任，老校长曲钦岳（转贴）
1953年，18岁的曲钦岳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有人问他“为何报考天文?”曲钦岳说：“我发现天文学系的学生能在四年中同时学到数学、物理和天文三大学科的课程。”渴望更多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这就是曲钦岳步入天文科学殿堂的最初动机，也是他后来在天文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勤于思考、勇于求索的曲钦岳进入南大后如鱼得水。大二时，在他的倡议与组织下，班里出了一块“学术园地”墙报，专门发表同学门在课堂学习和文献参阅中的心得体会。曲钦岳、汪珍如(曲钦岳夫人、南大天文系博导)、李启斌(北京天文台台长)、冯和生(云南天文台台长)等后来在中国天文学领域顶大梁、唱主角的学者，当初就是在这方小小的园地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的。
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
曲钦岳对富有竞争性的体育运动也有特别的爱好。他喜欢一、二百米短跑，曾在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一显身手。他也乐意在绿茵场上扑打滚爬，曾经是青岛一中班级足球队的门将。进入南大以后，他坚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除了教室、阅览室和天文观察台外，球场上、跑道上也常常见到他。每届校运动会上，曲钦岳都是天文系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天文系是个仅有70多名学生的小系，却从人多势众、“猛将如云”的地质、化学等大系手中夺走了男子4×100m和4×400m两个接力赛冠军，而曲钦岳正是跑最后一棒的队员。1956年，数天系(1955数学、天文二系合并)打破了男子4×100m接力的校纪录，曲钦岳也在破校纪录的四员虎将之列。因而受到天文学家戴文赛、数学家叶彦谦等老教授的赞赏。他还因品学兼优而被评为全校优秀学生。
质疑苏联专家的小助教
1957年，曲钦岳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南京大学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座太阳塔，曲钦岳参加了太阳塔的研制工作。在方案论证时，曲钦岳发现太阳塔转象镜部分的设计有问题，而主持整个设计工作的，是当时在南大天文系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曲钦岳审慎核实，反复推敲，确认设计方案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影响太阳塔的性能。于是，曲钦岳在一次论证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苏联专家感到愕然，他没有想到敢于公开质疑的，意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助教。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设计无懈可击；曲钦岳则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在场担任翻译的外文系苏老师在会后对曲钦岳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与专家争得那么激烈，一点都不肯转个弯?我都替你捏把汗!”曲钦岳说：“我相信科学，服从真理，其他什么都顾不到了。”
正是凭着这种科学精神和勇气，曲钦岳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并使苏联专家最终承认并修正了设计方案中的错误，保证了太阳塔研制任务顺利完成。在离开中国的前夕，这位苏联专家诚恳地说：“我和曲钦岳是通过争论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我为中国有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到高兴。”事隔三十多年，曲钦岳还收到这位莫斯科大学的知名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邀请，邀请他访问莫斯科大学。
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
1962年，曲钦岳和他的夫人汪珍如发现当时的理论天体物理权威、苏联的索波列夫提出的“β型发射星谱线”的理论有舛误疏漏，他们分析了导致错误的原因，并得出了正确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被《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全文转载。
正当曲钦岳在教学、科研中聚精会神、奋发有为之时，“文革”狂涛骤起，刚过“而立之年”的曲钦岳被迫与其他教师一起到煤矿劳动，去溧阳农场挑土方、修渠道……岁月磋砣，一晃就是五年!
1971年，南大开始报收工农兵学员。曲钦岳从溧阳农场回到学校，有机会接触到科技文献资料了。他发现，60年代脉冲星、类星体和宇宙X射线源等重大发现，使天文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文革”造成的动乱与停顿，使我国与世界天文学前沿研究的差距拉大了。他感到震惊、焦虑，认为应奋起直追，弥补五年磋砣所造成的损失，尽快接近学科前沿。
1973年以后，在周总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鼓舞下，南大排除干扰，先后开展了天体物理、天体力学、数学、理论物理、中国第四纪水川和冰期问题等基础研究。曲钦岳等中青年教师在天文系主任戴文赛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合办“南方天体物理讨论班”，坚持每两周研讨一次，先后写出一批高质量论文，推动了我国天体物理学的进展。其中曲钦岳与汪珍如合作撰写的《宇宙伽玛射线爆的恒星超耀斑模型》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曲钦岳与陆?、罗辽复等关于脉冲星能损率一特征时标统计曲线的研究，因“推断简洁而有说服力”，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姆斯教授的赞誉。爱尔兰一位著名天文学家高度评价了包括曲钦岳在内的中国学者7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工作，他说：“可以看出，中国的天文学家对前沿课题十分敏感、活跃，”“中国有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人才，是大有希望的”。
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曲钦岳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出色。1978年，曲钦岳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79年4月，就任南大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仅45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任期有限 事业永恒
1984年秋，49岁的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中央采纳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同志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在七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五所高校。而历史悠久且水平较高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未能跻身其列。这一冲击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动，工作顿失方向。
曲钦岳及其同事也忧心如焚，他们意识到，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变成一盘散沙。因此，曲钦岳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提出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方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当时担任副校长、后来当选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誓言，是一番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后来被不断地引用、重申。曲钦岳正是以此自励并以此勉人，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遂重铸辉煌之意。
坐街沿石的大学校长
1990年9月中旬，曲钦岳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任务是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则。他马不停蹄，连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上午，到北京天文台与在京中大、南大校友见面；下午，要向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汇报工作。
曲钦岳与秘书是从北大乘公交车去北京天文台的。他对秘书说：“我们不乘出租了，挤公交车吧!”秘书心想：“你校长能挤公交车，我还有啥话说。”虽然挤一点，慢一点，但仍然按时到了天文台。与校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临近中午时方散会。诸多校友簇拥着曲钦岳走出北京天文台，“校长，您的车呢?”一听说没带车来，一些职位已经不小的校友争着要用自己的车送校长，有的要请校长吃饭，曲钦岳一再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 自有安排，自有安排。”
曲钦岳的“自有安排”就是到动物园乘公交车去西单，因为下午两点要约见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西单的兰州拉面馆，曲钦岳与秘书一人要了一碗牛肉拉面，西北风味，芜荽汁盖，吃完以后，曲钦岳自言自语：“营养似乎还不够……”秘书提议：“再喝一罐酸奶吧!”于是就在西单商场的零售点，一人捧一小瓷，就着吸管喝了瓶酸奶。
走到大木仓胡同国家教委门口，时间才一点多，教委接待室大门也未开，秘书左顾右盼，找不到石凳落脚歇息，又是曲钦岳发话：“这石阶上垫张报纸，将就一下吧!”周围还坐着几个南开大学来教委办事的干部，听他们七嘴八舌埋怨：“教委不仗义，这接待室大门不可以一直开着么?他们来天津时，我们可是小车接送，宾馆休憩……”秘书心里直乐： 他们发牢骚，有意见，可没想到，与他们一起坐街沿石的，还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
让老路管我们的中饭
1990年9月18日，曲钦岳和其秘书将给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信修改完毕。这封信是由北大、清华、南大、浙大、人大和北师大六所大学校长联署的，要求国家在八五期间继续选择若干所高校，给予重点支持，以建设成为一流大学。这一行动的发起者是曲钦岳和浙大校长路甬祥，这两所大学历史都很悠久，办学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却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路甬祥校长是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领导与中央委员研修班”，曲钦岳赴京，就是与他商量，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曲钦岳带着秘书，首先找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签名，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访问。签完名，曲钦岳说：“王书记，今天我要向你开口，借车一用了。”原来曲钦岳住入北大芍园后，王学珍书记就几次要将吴校长的车借予他用，曲钦岳不想过于叨扰兄弟院校，婉言谢绝了。但今日要将信件署名后转送国务院，他就毫不客气地“借车一用”了。
驱车至清华园，又至海淀路，清华校长张孝文和人大副校长黄达都署上自己的名字。车过北太平庄，找到北师大校长方福康教授，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方校长与曲钦岳熟识，接到曲的电话，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钦岳接过信纸，起身告辞：“老方，不用了，我还得赶路!”方校长一把拖住：“你到哪总得吃饭吧?咱俩还客气什么?”曲钦岳诚恳地说：“我要赶往中央党校找老路，中饭就让他请客了。”
在中央党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长路甬祥，曲钦岳辟头一句就说：“老路，给总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签字，还得管我们中饭。”中饭是在中央党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长借了四个搪瓷碗两副筷，并在窗口排队给曲钦岳和他的秘书每人打了一份饭、一份菜：青菜底加上两个“狮子头”。熙熙攘攘的饭厅中，相邻用餐的都是高中级干部，其中有当时的四川省长张皓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
离开中央党校时，曲钦岳为半日驱车过五校(含中央党校)的高效率而颇感自豪，特地问其秘书：“这顿饭你感觉如何?”秘书回答：“经济，特别，令人难忘……”
六校长署名的信当日下午即送至国务院办公厅。晚饭后，曲钦岳主动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轻松一下，你看咱们是否到黄庄看场电影?”电影有两场，看完已是十一点多了， 公交车均已停行，又是曲钦岳提议：“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园!”
强化“争第一”的意识意识，更多的，则是由于责任感、使命感，曲钦岳自担任校长之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变南大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尤其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根据国际上几种权威学术论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排名甚前。从1989年起，南大一直是“四强”之一。90年代初李岚清副总理到南大检查工作，曾经风趣地对曲钦岳等说：“你们是中国大学的‘四大名旦’之一啊。”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
《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也是曲钦岳任校长十多年来不倦奋斗、魂牵梦萦的理想。在专家预审会上，曲钦岳说了一段既充满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话：
“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认为，事在人为，我们必须跨越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高度，我们也有可能跨越这一高度!”
1997年，曲钦岳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职务。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飞霜，曲钦岳为南大的崛起惮精竭虑，从未懈怠过一日。他当了三届校长，前后历经十三个春秋。
新任校长蒋树声教授等继续强化着争胜抢先的意识。1999年，南京大学进入“985工程”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冲击世界高水平大学目标的全国九所高校之一。
我的母校南大没有北大和清华那样的显赫声名，甚至也没有一个显贵出自南园。她曾经是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当时，国家教委承诺给予兴建埔口校区财政拨款，而最后却不见下文。母校在万难之下，毅然借款完工，却因此背上了
数千万元的巨债。甚至有传闻说要卖掉南、北两园，筹措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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